上海区组织架构概况

「上海区」是「军统局」领导下国内外百数十个外勤单位中最大的一个，若与其它同级单位比较，或与一种秘密组织的编制员额而言，的确是异乎寻常的「大」、超乎情理的「多」。在当时固然是为了适应工作上的迫切需要，但毕竟违反了秘密组织利于精简灵活的基本原则，这也就是导致后来遭遇重大挫败的主要原因。

「上海区」究竟有多大？也该略加说明：以往作者服役过的「北平站」、「天津站」乃至河内工作的临时编组，少则十余人，最多也不过二、三十人；而「上海区」可就不同了，记得最盛时期，竟高达千人之众，这真是难以想象的事。其内外各级区分大致有如下者－－

复式区本部有二处至三处，采取流动变换的方式，不固定在一处办公。这些处所，由助理处记配属交通、译电诸员分别驻在。另区本部书记个人住所则综理经常业务。

联络（接头）站、交通（传递）站内外共二十二处，其中包括掩护商店等，每处都有联络员、交通员，分别负责担任所指定的业务。

常设电台三座，只限与重庆互相通报，三台之间则不发生横的关系。各台的一般通讯业务由区长指定专人督导；其有关机务上的技术问题，同本部主管单位则直接派有督察办理，不受「上海区」节制。此外，还设有预备台一处，以备不虞之需。

局本部在上海地区又派有主持财务的「总会计」，「上海区」的经费例由「区会计」向其具领转发。为求谨密，「区会计」虽止一人，亦另行设址单独办公。其最使人困扰的是必须保管许多不可销毁的单据，类如房屋顶让契约、经费收支帐目、领款收据及购置发票等等；由于这些单据实包括了项目、人名、品名、公司行号名、时间、地址多项，随时随地都有泄密的危险。如果一旦落入敌手，就是「罪证」，并且成为了追查线索，按图索骥的依据。

我们在敌后工作，这实在是一个大忌。为了这个问题曾往复研商多时，但是会计作业是独立的，它并且强调任何开支必须凭看原始单据才能向上报销；所以迄难获得一个结论。尽管不断的在改善名称、数字等的登录技巧上下工夫，可是依然抹不掉那些启人疑窦、欲盖弥彰的记号；结果，这些单据终于成了阎王殿上的勾魂簿。

为了支持破坏工作，我们要制造并发展一应爆炸或燃烧的简易炸弹之类，所以一处小型的技术研究室，亦不可缺。因恐在住宅区内发生意外，更设有爆破器材储存场所一处，我们的术语称之谓「仓库」。以上这些，是我们的「内勤单位」；列为「外勤」的，则有以下各单位──

新建高级情报搜集及行动工作混合编组一组，组员皆受过专门训练，其中不乏留学国外者。正式名称是「新一组」，全体同志约四十人。情报搜集单位及一切软性工作的执行者，如策反、反问等，有五个组，各组人数不等，最多的超过三十人。每个组也都各有其不同的特性，冀能收得运用裕如的效果。

专事执行行动破坏工作的，编成八个大队，每一大队下分二至四个中队，中队以下，各分为若干个小组，每一个小组则由三至五人组成。粗计一下，每一大队平均有三、四十人的实力，且均配有超额的轻便武器。

除此之外，未正式纳入组织体系的，尚有协力「上海区」工作的抗日团体爱国青年干部多人，以及上级交联的个别人物等，其中外籍人士，为数亦不少，这些人固然各有其社会地位与特殊路线，可也是最难处理的一种特别运用人员。

这里必须指出：像这么大的一个秘密工作团体潜在敌后，不仅在我国情报活动史中，应属仅见，就是在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时，也还少有。而今而后，随科技进步，环境变迁，这种畸形发展的组织，想必不会再次出现了。

上级赋予「上海区」的工作任务，项目繁多，依业务分类，有情报、行动、策反、反间、心战、政战、青运、工运、技术研究、联络沟通等等。为了切实执行以上这许多任务；一方面遵照上级指示的原则，一方面再根据「上海区」本身的工作能量，衡其轻重缓急，而后剑及履及，全力以赴。其所以不惜牺牲偏重于行动工作的理由，是在针对当时沦陷区的现实情况，冀望发挥威力震慑的效果，以打击敌伪的气焰，振发全国的民心士气，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

当然，行动工作纯粹是真刀买枪、斗智斗力、血肉相拼的事，此消彼长，立竿见影，这要完全依靠事前的调查、策划和临场的部署与牺牲精神，绝不能碰运气，或存有丝毫侥幸之心。

自笔者负责「上海区」两年多以来，仅就个人牺牲而言，其中为国捐躯、受刑伤残、身陷囹圄者，总数超出两百余人；论及给予敌伪的打击，除去不能用单一数字表达其绩效者，如情报的功能、反间的作用、心战的成果等无法加以计算外。根据不完整的统计：制裁大小汉奸走狗一百余名，破坏日寇军事设施及焚毁军需物资等五十余件次，另外，最使敌军丧胆的，是格杀了日本现役武装军官约四十名。

于此，我方牺牲之惨重亦可想见。至民国三十年十月底作者本人失事被捕后，敌伪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曾在报纸上以整版的地位公开发表「案情」，其中有：「情报机构五组名单」、「沪区八大行动队名单」，并附有「蓝衣社在沪所犯案件统计表」一张，表内分别列出时间、地点、死伤者之身份姓名及行动单位各栏。

其所称各节虽不完全正确，在事隔四十余年后的今天看来，当是最具参考价值的上好资料了，作者的老战友黄志远先生，他保存了当日的「新申报」一张及「中华日报」半张，将提供本书制版刊出，藉见一斑。

行动、破坏，总免不了烧杀，就是作者本人，也有时觉得心有不忍。不过，这是对日抗战时期我政府在沦陷区所采取的一项政策，参与实际工作的我等，都是政策的执行者，个人不作主张。其实，我们的工作同志，都是正义的和理性的，绝不是嗜杀的人；之所以能够提付那份锐不可当、奋不顾身的勇敢，多是受了政治信仰和民族意识的支配与鼓舞，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延续、国家的独立与自主，强敌当前，义无反顾，这就是最显明的例证。

我们的工作永无休止；我们的任务接连不断。

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初，笔者再次出勤，自重庆飞香港转搭邮轮航抵上海。刚一踏上码头，即得悉情况有变，所衔使命，恐已难达成。

正听候次一步指示中，突接奉上级来电，任命笔者为「上海区」区长，嘱即日接事，急谋应变之策，尽快恢复组织机能。

「上海区」系「军统局」所属的最大一个地区单位，也是我政府部署在敌军占领区中最具威力的一个秘密组织。「上海区」领导下的内外勤，均分别潜伏于上海市区、外国租界、乡镇近郊之各种不同场所中，以及敌伪各级机关的内部。

「上海区」的组成，除复式区本部一处两址外，其下共分为交通联络二十二站，电讯四台，技术一室，会计一室，情报五组，行动八大队，新编混合一组，工运一小组，抗日青年一团等全部五十余单位 另有直属工作路线数十条，其中且不乏外籍人士。全体员额经常保持在一千人上下。并配备各式通信器材、多种爆破器材以及武器弹药等。

笔者接任之初，该区的工作正处于半停顿状态中，代理区长赵君先生因敌方追捕正急，已无法遂行职责，所有业务，皆由区书记郑修元先生内外兼顾，独立撑支。

其原因，是主管人事的助理书记陈第容有了问题。是由于陈第容的泄露组织机密，敌为宪兵会同租界警探曾在同一时间内，搜查了「上海区」的十四个办公处所，幸而事先获得情报，始未蒙受重大损失。

「上海区」建立已久，组织严密，基础稳固；些许打击，动摇不了根本，所以能于短期内重振雄威，还敌冠以颜色！

这是对日抗战的第三年。

随着战局的逆转，日本军阀和汪精卫在南京制造了伪组织，破坏了抗战阵营。因而我们的任务接连不断，而且日益增多加重，步向复杂微妙、危机重重的境界。其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故，也就跟着层出不穷。

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初，笔者奉派出勤。从重庆搭中航班机到香港，只停留了一宵，第二天即改乘法国邮船到上海－抗日战争中已然沦陷的上海。

船抵吴淞口，照例要停下来等领港的上船再引导驶入黄浦江。往常，只要半小时就行了，这一回，不知何故，等了老半天船还是不动，好不心焦。大约鹄候了四、五个小时，总算起锚了，当码头在望而不即的时候，船又停下来，这又是为了什么？

黄浦江，应该算是沦陷区，已在日军占领下，西岸一排码头，其中一部份属于「租界地」；东岸漫天尘嚣，那就是工厂林立的浦东。日本军用小汽艇不时在江面上穿梭来往，虽然明晓得他们还不便明目张胆的上船劫持旅客，而过去也不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可是总不免令人见了极感僧恨。

轮机作响，船身摆动，要靠岸了。我从餐厅中的大玻璃窗里朝岸上仔细寻觅，果然望见上次由天津同船护送我到上海的那位热心朋友胡三爷他又来了。他高大的身量，在人丛真如鹤立鸡群一般，我一眼看到他，无形中就凭添了几多安全感。可是他怎么会来的呢？

再定神一看，站在胡三爷旁边的一位，那分明不就是内人吗？这是怎么一回事，是谁通知他们的？

噢，我明白了：想是「香港区」方面辗转通知了「上海区」，而「上海区」却没人认识我，所以才知照驻上海总督察毛万里兄，可是万里兄碍于风声太紧，不便在大庭广众间拋头露面，则最好莫过于转告内人；而内人对于我的突如其来，实在莫明所以，一时之间更不知所措，情急智生所以就拖了胡三爷一起来，这不仅可以壮壮胆量，如果有了什么事，大小还能替她拿个主意。如所料不差，胡三爷待我独厚，自然是义不容辞了。

我刚一脚踏上陆地，就领略到两种迥然不同的表态：胡三爷永荃兄是握着我的手不停的摇摆，满脸堆笑以示欢迎；内人却面色深沉的连忙凑过来低声告诉我说：「亢子、因子他们常来，你不能回家。」我一听就会意了，虽然有话想问，还是等一会儿再说吧。

永荃兄也许看出来了，他拉着我往外走，我们一起上了预先备妥的车子，先开到卡尔登公寓大厦胡公馆，落个脚，有什么事，等我对于现状多少有点了解后，再作打算。

写到这里，要插一段解说，才能交代明白。刚才在码头上内人所提到的「亢子和因子」，他俩是王天木兄的两位千金，王亢子又名蝉红，是大小姐，王因子又名蝉绿，是老二，单从名字看，这两位小姐已经不寻常了。他们姊妹俩只相差一岁，当时不是十八九，便是十七八。

在民国二十三年天木兄判刑坐牢、二十四年笔者违纪守法时，不知道根据那一条，家属亦连带受过，内人和王家姊妹也都关在一起，正因为他们共过一场患难，也就很自然的结为至好，好得连辈份都不分了，说起来也真好笑，平时，我管天木兄叫大哥，可是他两姊妹却管内人叫「小姐姐」，这不是很有意思吗？这一次他们在上海重逢，走动走动，彼此一叙旧谊，也是情理之常。只可惜我们这个「行当」与众不同，不知有多少情份与友谊都被冲淡和浇薄了！

二十五年底，西安事变后天木兄获释，亢子、因子重获自由，他们暂时住在南京，不知是偶然呢？还是有意的撮合，亢子和因子姊妹二人前后都和戴公子藏宜交过朋友，甚且戴王两家有即将结为秦晋之说。其所以没有成为事实的原因，恐怕并不在于小一辈的感情上的变化，多半还是受了政治气候的影响。

至于王鲁翘兄和二小姐因子的一段情，那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照说呢，男欢女爱，原是人间美事，不料想却被现实的丑恶面给玷污了，说来令人唏嘘。至于王鲁翘兄受给被逮的经过，已在本书第二部「河内汪案始末」中，记述得很清楚了，此处不再多赘。

我虽然相信王家两姊妹本身绝做不出对不起朋友的事，可是前车之鉴，又不得不防，所以仍不敢掉以轻心，现在，他们既然知道内人住的地方，我最好还是不回去为妙。所以做我们这一行，在人情上常常有些不得已之处，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于是我问内人：「他们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到咱们家来的？」内人想了想说：「鲁翘出事后一直到今天就没有再来过，连个电话也没有打过。」我计算日子，鲁翘是七月十四日被捕的，已经有二十多天了。这不是很显然吗？如果鲁翘的事和他一无牵连的话，怎么会呢？不必犹豫了，不管怎么看，也要马上搬家。

我和内人说的话，胡三爷在旁听得明白，他不待我开口，就非常爽气的留我在他家暂且住几天，等找到房子搬好家再移动，免得住旅馆遇到麻烦。这么一来，既省心，又安全，当然是求之不得。随即嘱咐内人先和毛万里兄联络一下，并安排时间、地点，见个面再说。

我和毛万里兄自二十七年春共同策划制裁王克敏未成在北平一别后，迄今一年多不见面了。他还是老样子，事事乐观，好象未来的都是好时光；此刻，上海局势一天紧似一天，随时随地都有发生意外事故的可能，可是他满不在乎，大有逢凶化吉的信念，好一个常与幸运为伍的福星。我本来是一脑门子的草木皆兵，被他这么一感染，心境倒也开朗得多了。

我和万里兄的会晤，纯属私人性质，在重庆出发时节，上级并没有指示我必须与万里兄联络，而万里兄这方面也不曾接获通知。不过，我和万里有深厚的私交，即使在一般工作守则中不允许我们发生横的关系，我们也会自行制造机会的。现在，我们不但在他的办公处所见了面，而且连我此行的任务，也毫无保留的都讲给他听了。其实，我不说，他猜都猜得到。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毫无顾忌的敞开谈下去了。

关乎「上海区」最近接二连三已发生的一些内部问题，以及所招致的许多不利，万里兄是适逢其变，虽非首当其冲，但也饱受虚惊了。茹痛之余，当然了解的非常透彻，他劈头一句就斩钉截铁的对我说：「你的任务已经没有办法达成了！」紧接着他再作了一番分析：「戴先生希望你动说词劝天木兄回来，我可以断言，他既然这么做了，当然有了周详的准备，绝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况且有许多迹象显示，也不是意气用事，像这种情形，光凭三言两语，就能使他回心转意吗？

「连这点简单的道理，难道说戴先生都不懂吗？所以你应该明白，戴先生派你来，并不在乎能否说服他，而是先布一着棋子，用来制服他。这句话我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再进一步，那该由你自己去体会了。

「再就最现实的问题来说，在已经失去『互信』的情况下，事事必然都朝坏处想，横不是、竖不是，怎么样也不好办了。比如：他指定地点约你见面，你能去吗？反过来说，你约他见面，他敢来吗？

「你我在上海的任务特殊，为今之计，除了和『上海区』保持联系，听候上级指示外，一进一退，由不得你我，重要的是先稳住阵脚，暂作观望，相信，最近几天戴先生一定有电报来的。」

我刚刚来到上海，不仅环境不熟悉，苦在对当前的情势也不够明了，更说不上掌握什么了，除了在万里兄的指引下得到一些提示外，我自己是一点主见都没有。万兄既然认定应该稳扎稳打，那么就静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便了。

以上是我和万里兄私人间的谈话，现在看来平凡无奇，可是在那个时候算是很大胆的了。尤其是万里兄叫我自己去体会的不在乎「说」服、而在于「制」服的那两句。

我们阔别年余，情感上有说不完的话，不过说来说去又归结到上海方面的内部问题来了。这虽然只是两三个人的变节，但在我们身上，却是一件破记录的大事，而且谁也没有经历过，谁也没有处理过。摆在眼前的就是错综复杂的局面，甚至使人迷惘，万里兄和我对于这件事，实在谈得太多太深了，我们也猜测到－这会不会是一次有计划、有远景的「大迂回」，而由天木兄扮演一个最大的不幸者？

当时作如是论者，也只有万里与我二人而已，交情不够的不敢谈，一般工作同志间也不便谈，在本局高级干部中大家又都避免涉及这件事，如果不是事隔四十多年，早已事过境迁，恐怕写都不能写，遑论公开发表了。我和万里兄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当然不是胡猜乱想，因为其中有许多现象显示，绝不如表层所见的那么单纯，其后若干时段，又有好几件事更令人匪夷所思，不过，制作者早已凋零，三头对证的机会已不复存在，所以也只好留作悬疑，有此一说罢了。

我们的谈话就此打住，万里兄当面邀我在他这里暂住。我心里虽愿意，但却不合规定，而实际上，大家集中在一个地方，也非万全之策，因而我们约定了下次再会。在返回胡家途中，我默默的想：此来的任务原是专门处理「上海内部人事问题」的，现在弄得一点头绪都摸不到，这又将如何着手呢？好不困扰！

我在私人朋友胡永荃兄的府上打扰了两天，他已经替我借到了一层房子，虽然口头上叫明是分租，那只是客气客气使我心安罢了。这一家姓华，宁波人，是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也就是说，不像我们常常以做生意为籍口，而实际上却并不是那么回事。

借给我住的是三楼一大间和二楼半（楼梯转角处）一小间，上海人都把这种格式的房子叫做「亭子间」。三楼有厕所、浴室，厨房在楼底下，大家公用。我们两家人口都简单，再加上三分礼让，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在我来说，这些条件已经够满意的了，最重要的，还在于有一户很象样的人家无形中为我作了「掩护」。

胡三爷与华先生是同乡，说定了，当然算数，我也就此有了个安身之处。地址是在法租界杜美路，位于住宅区，环境幽静，行人稀少，非常适合于我的出入。我住的三楼有一条长方小阳台，闲来固然可以凭栏远眺，同时也能够左右瞭望，这都是好处。对门有一所大户人家，不常看见有人进出，偶而有一两个人走动，也悄悄的像是仆佣模样，大概是主人出外去了吧？后来房东华先生告诉我，才知道这就是上海有名气的「杜公馆」－杜月笙的住宅。

住的地方虽然不错，可不能从此躲起来就算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接到戴先生的电报，主旨是派我接任「上海区」区长。原文内容如何，已经记不清楚，只不过是一张抄录的小纸条而已，别看不起这么一张折折叠叠打了皱的小纸条，它与盖了印信关防的正式公文有同等效力。在我接奉任命的当时，不曾诚惶诚恐，也没有又惊又喜，这不是说我根木头，而是我们的号令如山，叫我干，就得干，毫无考虑的余地。不过，突然间才想到前几天万里兄所料不差，果然是戴先生有电报来了。

现在想想，当初上级叫我当「上海区」长，并不是一个很适当的人选，一则人生地不熟，出门不辨东南西北，回来找不到家门口；再则语言不通，既不会说，也听不大懂；论及人事关系与社会关系，那更不用提了。

还有一则，就是我和「上海区」的同志们，毫无工作渊源，虽不致于格格不入，可是总难免有些生疏。以上列举的，都是不够条件之处，其所以叫我承乏的原因，大概是适逢其会吧？若不然，「我对上海陌生」原是缺点，而「上海对我也陌生」又何尝不是优点。

在此，我要借机会强调一个事实：我在上海担任区长两年多，在不具备工作条件的情况下，居然能够顺利行使职权并切实执行上级所交赋的任务，应该说是充份的发挥了「组织功能」！这也正是对「组织力量」一次严格考验。

请恕我一时情不自禁说句可能会招致反感的话，我们平常在口头上，不时会提到「组织」二字，在现实，中真能体验到「组织」究竟能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其功用又是如何坚强的，恐怕并不太多。

就以笔者本人为例，现在写得出的，好象很能领悟到「组织」的神奇，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如果说是如何运用组织功能，才得发挥了组织力量一类的话，那才是欺人之谈呢。

且莫谈理论，单就事实而言，「上海区」所属的内外勤单位，大小五、六十个，工作同志总在千人上下，我这个身为区长的，除了和极少数的外勤单位主管，如情报组长、行动组长有过直接接触之外，大多数的组长和队长都没有见过面，可是却能一道命令贯彻到底，丝毫不打折扣，从来都没有发生过阳奉阴违、借故推拖那一类的事。我认为这就是「有组织」的具体表现！当然，「组织」必须要靠一种适合于时代背景的精神力量去维系，在抗战期间，就是抵御外侮的民族意识与敌忾同仇；同时也该归功于当时的军统区所建立的威信。

这可不是空口白话唱高调，在以下要记述的事迹里，都是有凭有据的真实例证。可是等到对日抗战一旦胜利，「组织功能」迟钝了；「组织力量」减弱了；一小部份构成组织的分子，脱轨游离，趋向于追求消费财货去了。